【前言】

张闻天在革命道路上，有过三次主动让出领导位置的经历。毛主席就这事经常开玩笑说："洛甫啊，你这个人够开明的，简直是个'明君'。"这样的评价既肯定了张闻天的品格，也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。

长征那会儿，有人纳闷地问张闻天，你咋老跟着毛主席转悠呢？张闻天一听就笑了，说我这可不是跟着谁跑，我是在追随真理的脚步。

张闻天对长征路上的那个"惊险"夜晚一直记忆犹新，他后来回忆说："要不是毛主席当时坚持己见，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"这件事让他印象特别深刻，他觉得要不是毛主席顶住压力做出那个决定，整个党史可能就要重新写了。

让我们来看看那会儿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整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开始的？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？咱们得好好捋一捋当时的经过。

【初到苏区 “左”倾依旧】

1932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张闻天和博古一行人终于到了中央苏区。在那儿等着他们的是罗明，他当时正代理着福建省委书记的职务。

博古一见到罗明，开门见山就问："你一个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，怎么会跑到这地方来？"罗明被问得有点懵，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回答了。

"我这次过来打游击战，完全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。"

博古紧跟着又向罗明抛出了一连串问题，眉头越皱越紧，都快拧成“川”字形了，心里也越来越不爽。

罗明这家伙的所作所为，简直就是在照搬毛主席的那套作风。他眼里压根儿就没有党组织，满脑子就认准了毛主席一个人。这么搞下去，咱们这帮人在瑞金还怎么混得开？《毛泽东选集》里那些东西都被他拿来当圣经用了，可我们得考虑实际问题啊。这种只认领袖不管组织的做法，确实让人头疼，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应对才行。

博古很快就搞起了反“罗明路线”的运动，其实谁都看得出来，他表面上冲着罗明去，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就是毛主席。

到了中共七大那会儿，博古倒是挺干脆地认了这件事。他一点儿也没藏着掖着，直接就承认了。

在这场冲突里，张闻天虽然没当上主角，可他还是选择了支持博古。从这事儿就能看出来，刚开始那会儿，他完全陷在了"左"倾路线里头，根本走不出来。

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，张闻天的职务有了新调整，他被安排负责政府事务。这次岗位变动可不简单，直接让他的思想来了个大转弯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

张闻天在参与《劳动法》修订时发现，生搬硬套苏联那套政策条文根本行不通。他清楚地认识到，这种做法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对不上号。

俗话说，不亲自看就别说三道四。为了弄明白实际情况，他亲自跑到农村和县城做调研，这一看可不得了，发现了很多问题。这些麻烦事都是在那些过于激进的"左"倾政策下搞出来的，很多做法根本说不通。

经过他的不懈推动，《劳动法》和一些过激的"左"倾做法都得到了调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越来越明白，毛主席当初的决定确实是正确的。

他后来才知道，毛泽东虽然身为主席，但从来不摆官架子，反而经常和老百姓打成一片，甚至还亲自帮老乡挖过茅坑。

张闻天被这件事深深打动了，他马上号召政府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跟毛主席看齐，多跟老百姓打交道，周末还得参加义务劳动。

经过这些事情，张闻天开始认真反思自己：他清楚地认识到，以前对斯大林那种毫无保留的崇拜，让他看问题总是太偏激；

在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后，特别是在经历了福建事变和广昌保卫战这两场重要战役后，他内心对毛主席的认同感变得越来越强烈。

张闻天和博古可是老同学了，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过书。学成归国后，他俩都混到了领导岗位上。可惜啊，因为没啥实战经验，这哥俩都搞起了“左”倾那一套。

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张闻天的想法有了很大改变，可博古还是老样子，一点没变。这么一来，他们俩的意见就越来越合不到一块儿去了。

针对福建事变这件事，博古的看法是国民党在背后搞鬼，故意制造事端。所以他就决定不跟他们合作，采取了完全不理会的态度。

在广昌保卫战期间，博古对李德固守广昌的策略深信不疑，结果却正好掉进了陈诚设下的圈套，让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。

当时的情况是，毛主席和张闻天都跟博古提过建议。可惜张闻天手里没兵权，说话不管用。毛主席那会儿也被晾在一边，根本插不上话。

博古压根没觉得自己哪儿不对，面对张闻天的批评，他不但不接受，还硬是把“右倾”这顶大帽子扣在人家头上，一点儿道理都不讲。

接连发生的事情让张闻天陷入深思：中国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？真正的道理又在什么地方？他开始认真琢磨这些关键问题，试图找到答案。

【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“舞台”】

打完广昌战役，博古还是没觉得自己哪儿做错了。不管张闻天他们怎么苦口婆心地劝，他愣是听不进去，继续按照自己那套思路来。

没过多久，张闻天就当上了"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"，开始和毛主席一起搭档工作。这个任命让他在政府里有了重要位置，直接跟毛主席配合，共同处理国家大事。

博古搞这么一出，其实就是故意的。他这么安排有两个目的：第一，能把张闻天从核心权力圈子里踢出去；第二，自己也不用天天见到他，更不用听他对自己指手画脚。这样一来，既清静又省心，正合他意。

这样一来，就能把毛主席的权力完全架空。对博古来说，没了这两个"绊脚石"，他就能更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事了。

因为工作调动，张闻天住进了云山古寺。巧的是，他在这里还遇上了一位老熟人——毛主席。两人成了邻居，就这么住在同一个地方。

一开始，张闻天对毛主席的认识挺有限的，就是听别人说过一些。后来他回到国内，在上海当宣传部长那会儿，经常能接触到跟毛主席有关的各种文件。

他看待毛主席的态度其实挺平常的，反而觉得大家把主席捧得太高了，有点过分“神话”的意思。在他看来，主席也就是个普通人，没必要整得那么玄乎。

到了苏区开始工作，他才真正感受到毛主席有多厉害。同样是打牌，博古打得一团糟，而毛主席却能玩得出神入化。

他特别希望能跟毛主席好好聊聊，听听主席有啥高见，顺便学点东西。这下可好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一有空闲，张闻天和同伴就爱坐在那棵老樟树的树荫下聊天。他们什么都聊，从过去的革命故事说到现在的形势，再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。这些谈话对张闻天帮助很大，总能让他学到新东西，想明白不少问题。

自从长征拉开序幕，毛主席、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关系就越来越铁。他们仨一直形影不离，经常凑在一块儿，深入探讨革命局势。不管遇到啥情况，他们总是肩并肩，心连心，互相支持。

1934年9月，毛主席患上了严重的疟疾，在床上整整躺了8天才勉强能起来。等到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只能坐在担架上跟着队伍行军。

王稼祥在战斗中腹部中弹，那时候医疗条件很差，手术后伤口感染了，一直没好利索。他的担架反而成了他们仨聊政治的"根据地"。

趁着休息的空档，王稼祥盯着远处发呆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未来一片迷茫。他实在憋不住了，就冲张闻天抛出了那个一直在脑子里打转的问题。

"红军到底要打到哪儿才是个头？"他忍不住问了出来。这个问题一直在他心里打转，实在憋不住了。他想知道，这支队伍究竟要走到什么地方才算完成任务。

张闻天其实也琢磨过这事儿，他长叹一口气，接着给出了自己的回答：

得让毛泽东同志来主持大局，他比咱们谁都更有主意。这话说得没错，毛泽东同志确实比我们这些人更懂得怎么处理问题。说白了，还是得靠他来挑这个担子，毕竟他比我们都有能耐。这事儿要办好，还真得毛泽东同志出马才行，他比我们都有办法。

【“真理在谁手里，就跟谁走”】

1935年1月，《遵义会议》正式举行。这次会议一上来就直奔主题，重点讨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事儿。参会人员一点不客气，直接把这次行动里出现的各种毛病和不足全都挑明了说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把问题掰开揉碎了分析，谁也没藏着掖着。

周恩来明确指出：“要想让红军有出路，让革命取得胜利，必须把那些错误的领导方式彻底改掉。”他这番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，说明只有纠正了错误的领导方法，红军才能看到希望，革命事业也才能最终走向成功。这个观点直截了当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核心问题。

张闻天直接点明了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失利的关键，认为博古和李德的指挥失误是主要原因。他的分析毫不拐弯抹角，直指问题核心，把责任明确归咎于这两位领导人的错误决策。这种直白的批评，清晰地揭示了当时红军面临的困境所在。

遵义会议一开完，毛主席就成了党内的领头人。有了他的指挥，红军慢慢开始打胜仗，局面也越来越好了。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红军命运的转折点，之后的日子，在毛主席的带领下，部队越战越勇，一步步走向胜利。

要说遵义会议是毛主席在党内掌舵的开始，那苟坝会议就是为遵义会议画上句号的关键一步，也是毛主席正式指挥全军作战的起点。这两次会议就像接力赛跑，遵义会议把接力棒交到毛主席手里，苟坝会议则是他真正跑起来的那一刻。

1955年3月，中共领导层在遵义苟坝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。当时有二十多位中央领导人到场，包括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和朱德等主要领导人。这次会议在苟坝村召开，成为当时党内决策的一个重要场合。

这次会议重点讨论"该不该攻打打鼓新场"这个问题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争得面红耳赤。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，最后谁也没说服谁，愣是没得出个明确结论。

经过集体讨论，大家决定用投票的方式做决定。最后投票结果出来了，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投了反对票，其他人都支持开打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，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。

“你们要是非打不可，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的位子就让出来！”毛主席气得不行，干脆拿辞职来说事。没想到会上有人直接跟他顶上了：

"大伙儿说咋办就咋办，不乐意咱就拉倒！"

会议结束后，毛主席提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，他的职位也被免去了。这种情况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，毕竟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。不过，这次的决定显然已经作出了，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
这事儿说白了，两边其实都是冲着党和部队的好处去的，压根儿没想着自个儿捞什么或者跟谁过不去。只不过呢，他们走的路子不太一样罢了。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说的，各为其主，各有各的招儿。说到底，都是为了集体，只是方法不同。

毛主席心里琢磨着，咱这队伍刚熬过不少苦日子，总算缓过劲儿来，要是立马又打起来，肯定扛不住。为了革命大业，为了这支队伍，可不能再栽跟头了。现在得让部队好好休整，不能再折腾了。

夜深了，毛主席躺在床上，满脑子都是白天的事，怎么都静不下心来。实在躺不住了，他干脆爬起来，提着灯笼就出门了，一个人摸黑走到了周恩来的住处。

毛主席跟周恩来聊开了，把自个儿心里的想法和当前局势掰扯得明明白白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周总理说通了。搞定这事儿后，他转头又找上了朱德，朱老总听完也是一拍即合，表示完全支持。

会议第二天接着开，情况却跟头天不太一样了。这都要归功于前一天晚上大伙儿做的那些准备，让整场会议的调子都变了。

周恩来和朱德在会上把形势掰开揉碎了讲，把各种利弊都说得明明白白。张闻天他们听完后，基本上都被说服了，决定不再坚持原来的进攻计划。与此同时，毛主席的职务也重新恢复了。

毛主席早就看准了这一点，事情发展果然不出所料。敌人那边一口气调来了八个师，想要把咱们红军包饺子。这阵仗摆得挺大，看样子是铁了心要来个一网打尽。

多亏毛主席果断调整了战略部署，采取了以逸待劳的方针，这才让我们化险为夷，顺利渡过难关。要不是他老人家当机立断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，关键时刻还真派上了大用场，帮我们避开了这场危机。

《苟坝会议》开完后，毛泽东正式加入新"三人团"，这个团由他本人、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。这么一来，老毛在党和红军里的领导地位就彻底坐稳了。这次变动让毛泽东成了实际上的决策核心，为后续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在《毛主席》看来，遵义会议绝对是咱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没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这两位同志，这次会议根本不可能开得这么成功。他俩在会议上的贡献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大。

这帮人确实挺能打的。他们可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角色，而是实打实地帮了大忙。要说他们干的事，那可真不少，而且都挺关键的。你瞧，不管是哪方面，他们都能顶上去，而且干得还都不赖。说实在的，要是没他们在，好多事还真不好办。他们就像个万金油，哪儿需要就往哪儿钻，而且每次都能把事儿给办妥了。所以啊，他们这帮人，那真是没得说，作用大着呢。

张闻天这辈子就认准一个理儿，那就是坚持真理。他老说："谁掌握了真理，我就跟谁干。"这句话成了他一辈子的座右铭，指引着他的人生方向。他可不是光说不练的主儿，真就一辈子都在践行这个信念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对他来说，真理就是最高准则，其他都是虚的。

【结语】

要是没有毛主席带着咱们走，中国可能还得在黑咕隆咚里摸索好一阵子，这条路怕是得绕更多弯子、走得更远。《毛泽东传》里说的就是这回事。

毛主席用他独到的眼光和超强的战略头脑，带着全国人民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。多亏了毛主席，中国的革命才变得这么有活力，充满了希望。

这位领导人真是有两把刷子，打仗时脑子特别清醒，好几次在紧要关头都带着党和红军化险为夷。他还不光会打仗，在思想上也挺有一套，给咱们中国人指了条明路，让大家知道该往哪儿走。

毛主席琢磨出的那些点子，像什么从农村包围城市、靠枪杆子打天下这些，都给咱们的革命道路点明了方向。这些理论和想法，实实在在地给中国革命画好了路线图，让大伙儿知道该往哪儿使劲儿。可以说，正是靠着这些高招，中国革命才一步步走到了胜利的终点。

跟着毛主席的指引，咱们中国人没日没夜地拼命干，总算把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给掀翻了，新中国就这么立起来了。那会儿的日子是真不容易，但大伙儿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愣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这一路走来，虽说吃了不少苦，可看着新生的国家，啥都值了。

毛主席这一辈子，就干了一件事——让咱中国老百姓翻身得解放。没有他老人家，咱们的革命指不定还在黑暗中摸索呢。他就像黑夜里的灯塔，给中国革命指明了该往哪儿走的路子。

张闻天说过，谁掌握了真理，我们就应该追随谁。这句话出自《新华日报》。在他看来，找到真理所在，然后坚定不移地跟随，这才是正确的选择。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，也体现了张闻天对真理的执着追求。

毛泽东在遵义苟坝的那段历史可不简单，尤其是苟坝会议，意义重大。这个地方可是红色革命的见证者。那会儿，毛泽东在苟坝的经历和苟坝会议的召开，都成了历史上闪闪发光的一笔。苟坝这个地方，不仅见证了那段光辉岁月，还承载着红色革命的精神。

#百家说史#